最近读到一篇短文，是挖苦循规蹈矩的德国人的：中国的留德大学生见德国人做事刻板，不知变通，就存心捉弄他们一番。大学生们在相邻的两个电话亭上分别标上了“男”、“女”的字样，然后躲到暗处，看“死心眼”的德国人到底会怎么做。结果他们发现，所有到电话亭打电话的人，都像是看到厕所的标志那样，自然地进入自己该进的那个亭子。有一段时间，“女亭”这边电话闲置，“男亭”那边宁可排队也不往“女亭”这边运动。我们的大学生惊讶极了，不晓得德国人何以“呆”到这个份上。

  面对大学生们的疑问，德国人平静地耸耸肩说：“规则嘛，还不就是让人来遵守的吗?” 然而，中国是最懂得变通的民族，对规则的遵守并不像德国人那般“死心眼”，尤其是规则的制定者。 曹操的“割发代首”可谓变通文化的巅峰之作。

曹操为严肃军纪意制定了严格而具体的法令，比如战马踏坏了群众的庄稼即处以斩首。可有一次，曹操自己的战马因突然受到惊吓，窜入田中踏坏了几颗青苗。可监察官员一看是最高统帅的马踏坏了庄稼，又情有可原，当然不好定罪。众僚属就建议说，是不是可以变通处理呢?比如“割发代首”。于是曹操顺坡下驴，同意作变通处理，自己用战刀割下一把头发，以示警戒。

 这样的“变通”，实际上破坏了法令的权威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破坏了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精神。既然领导可以变通，“割发代首”逃避法令惩处，那些深谙变通之道的各级军官和士兵同样可以通过瞒报，贿赂等手段重罪轻罚，甚至逍遥法外，从而让法令成为“一纸空文”。

事实上，我们是一个善于变通的民族。《周易》中说:“变通者，趣时者也”，“变则通”。《周易》就是讲变易之道，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，我们的老祖宗认识得非常清楚。如历史上的各种变法运动，对于富国图强、推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可谓厥功至伟。

    然而，任何变通都有一个边界，或者说我们在变通规则的时候还是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规则。这是维系社会良好秩序、构建和谐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基本需要，否则，人人都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去“变通”规则，实际上就是践踏规则。正因如此，孟子才在他的《孟子·离娄上》里告诫世人：“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。”旨在教育人们，做人要尊重规则，遵纪守法。

   无数血的事实表明，不遵守规则、侥幸心理、利欲驱动之下的疯狂，我们的社会成本相当大一部分浪费在此。“毒奶粉”、“瘦肉精”、“楼脆脆”、“夺命校车”等大量的公共安全事故背后，往往是规则的被“变通”乃至漠视所结下的恶果。刚性的规则是维持现代社会和谐运转的基础，公众福祉之所依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规则大于道德。

   我们经常羡慕德国产品的一流质量，社会秩序的井然有序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，却忽视了这些正是“死心眼”的德国人对规则近乎“刻板”地遵守的结果。一位中国“欧洲通”通过比较发现，同属欧洲大陆，无关无隘，遍行无阻，意大利假货遍地有，而在德国，据导游说是没有假货的。为什么呢？德国人不止自己讲规则，还监督别人讲规则，所以形成了讲规则的社会氛围。我想，这就是规则的胜利。

  当然，规则并非一成不变，当它本身的合理性逐步流失丧时，乃至变成阻碍社会进步的负阻力时，就要顺应社会发展作出相应调整。但这种修正并立法机关或领导人的随心所欲，更不是为了某个既得利益集团和个人的“选择性变通”，而必须通过立法机关通过一定法律程序进行，在此之前，任何人都不能以该规则“不合时宜”为由随意变通，否则这个社会就会“无法无天”，人们的幸福与自由就难以保障。

  所以，当中国学生在对德国学生“刻板”而“不知变通”嘲笑之余，不妨静下心来想一想，离开对规则“死心眼”般的恪守，新鲜的空气、安全的饭菜、放心的饮用水，安全的公交等拿什么来作保障？对规则的恪守就是对自由与幸福的守候，而随意变通规则，实际上是在打开罪恶的潘多拉盒子，释放人性的贪婪与罪恶，欺骗与狡诈，良好的社会秩序与公共福祉将不复存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