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胡安浩，1944年4月出生，是安陆法院的一名普通退休法官。2004年退休后，我回到祖居安陆市雷公镇罗庙村，和老伴一起过着农村人一样的生活，感受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。

回想我的工作生涯，真是感慨万千。

我在正式参加工作前，已经有不少“工作”经历。我1959年考进安陆县第二中学（现在的雷公镇初级中学），由于家境贫寒，在初一的第二学期，只念了两个月，便依依不舍离开了学校，结束了我的学生时代，当时我不到16岁。离开校园的我，首先为生计发愁。虽然已近壮年，可以干农活，但我总觉得自己读了一点书，算是个文化人，不能和普通的农村人一样种田，所以我决定出去闯一闯。

1961年2月，我生活的罗庙生产大队组建民办罗庙大队小学，方便本大队的孩子读书。我便自告奋勇地报了名。当时的教师很缺乏，像我这样文化水平的教师已经算不错了，所以我也觉得很自豪。1962年元月，我开始任教，终于可以在生产大队领取工资，每个月16元，由大队在群众中筹集，虽很微薄，毕竟能养活自己和贴补家用。1964年9月份，民办的学校合并到公社集中办校，罗庙大队小学并到罗庙公社小学，我们这些民办教师也就解散了。我因此失业了。

在失业的日子里，我的心一直焦急着。生活中好心人终归很多，我们大队一位有点身份的热心人建议我学医，并向大队推荐我当“赤脚医生”。当时农村没有正规的医院，生病是极少去县城的，一是没有钱看不起病，二是交通不便。因此每个生产大队（相当于现在的组）都有一名赤脚医生，经过大队培训，掌握一点医术，就可以为乡亲治病了。治病没有固定场所，都是挨家挨户的问，也没有电话，更不用说手机了。所以美其名曰“赤脚医生”，就是打赤脚到处跑的意思。我的职责就是本大队所有人员的防疫、药丸发放、疾病预防的宣传等等。设备和药品都很简单，也只能看看简单的病。但我很是尽心，每次出诊背着药箱，提着开水瓶，看病人将药服下才离开。我的行医还算顺利，可能是我有一些学医的兴趣和天赋，加上刻苦钻研，在当时比较受乡亲欢迎，也没有出什么意外。没有工资，有病要看时，向大队报告记上工分；在不出诊的时间，就像农民一样劳动，否则就要扣掉工分。回想起来，自己从没有为了逃避劳动而弄虚作假。学医的经验，让我至今受益。

随着年纪的增大，我有了正式参加工作的危机感。在大队工作，毕竟不是长久之计，因为这不是真正的工作，只是临时有碗饭吃，随时就有失业的危险。父母都是极老实和本分的人，在社会上也没有可以帮忙引荐的亲戚和朋友，我只能凭着年轻的勇气和闯劲，寻找着走出去的机会。

1968年下半年，我得知安陆县委要组建成立“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（又称“贫宣队”），在基层农民中抽人参加。我十分兴奋，向罗庙大队和罗庙公社（相当于现在的村）都递交了书面的申请书。当时的考核还是很严的，抽取的人分别是工人、农民、军人的先进代表。我的考核还算顺利，可见之前的“工作”经历还是有用的。办公地点在安陆县供销社，根据分工成立了许多机构。我所在的机构叫“财贸连”，共有三百多人，主要整顿文革期间的“打、砸、抢”现象。我担任秘书，负责文秘和政工，这份工作持续了近两年。

1970年7月，我受罗庙公社指派，作为工农兵身份去修建武沙（武汉-沙洋）铁路，同年11月份又调到谷城修建襄渝（襄樊-重庆）铁路。在当地的公社食堂吃饭，住的是临时搭的草棚，睡地铺。没有休息和假日，在谷城过了一个年，1971年腊月回到家乡。

在贫宣队和修铁路期间，我每个月在雷公公社领取37.5元工资，其中20元交给罗庙大队冲抵工分，17.5元作为生活费。唯一的区别是，在贫宣队时，生活费由自己支配，在食堂购买餐票；修铁路期间，生活费直接全部由当地食堂收走，所以自己是没有一分钱的。我虽然在四处奔波、工作，终归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。

有一个日子我一生铭记，1972年元月17日，是我真正走上工作岗位的日子。罗庙公社广播站职工，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岗位，但我欣喜若狂。每天坚守，总是来早走晚，和领导同事们相处十分愉快。同年5月份，我调到雷公区（现在的雷公镇）广播站任广播员，同年年底任广播站站长。

1981年5月，我调到安陆市法院，先后在雷公法庭、河水区法庭（现王义贞法庭）、巡店法庭工作。经历了没有办工用房、步行办案、吃住农家的艰难岁月；也感受了时代发展、法治进步的稳健步伐。

我老伴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在工作期间，每到农忙时节我总要回家帮忙做农活。因此一直没有离开过农村。

几十年的工作生涯，虽然我没有耀眼的光环，没有丰厚的奖杯，但我始终以乐观向上、恪尽职守和廉洁自律谱写一名党员和法官的忠诚。

我是农民的儿子，所以我回来了。回到农村，感受它的和谐安详；回到农民中间，感受他们的淳朴宽厚。我时刻不会忘记是人民养育了我，是党培养了我。现在我虽然年过古稀，但我仍然要感恩党和人民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宣传法律法规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促进法治中国建设尽绵薄之力。